读“慎、廉、勤”古训

院纪委  田茂友

中纪委空降来的湖南省委常委、省纪委书记傅奎任职后说了三句话：来湖南后滴酒不沾，除工资外分文不取，抓腐败问题寸土不让！读后让人耳目一新，道简理深，震聋发聩！细细品味，获益颇深。

（一）

酒自夏禹时期的仪狄发明了酿酒技术后，就被作为一种媒介和载体传递着人们的喜怒哀乐，承担着人们的德怨恩仇。可以说，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，大小节日，亲朋相聚，辞旧迎新，婚丧嫁娶等，是绝对离不开酒的。人与人之间，单位与单位之间，国家与国家之间，交流沟通最离不开的媒介也是酒。

酒能壮胆。自古壮士出征，君王以酒壮其行，预祝凯旋而还，于是便有了“劝君更饮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饿感叹。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，用酒作为最大的尊重和奖赏，赏赐那些居高不下无人敢碰的开国功臣们，使他们虽不情愿但又没有办法地交出了他们的兵权和官印，从此少了刀光剑影的硝烟，呈现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。

酒可消愁。但不知借酒浇愁愁更愁。李清照在《声声慢》里已经诉说的清清楚楚：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、晚来风急？雁过也，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满地黄花堆积。憔悴损，如今有谁堪摘？守著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？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点滴滴。这次第，怎一个、愁字了得！”

酒其实是穿肠毒药，是一把“双刃剑”。 饮酒虽然可以烘托气氛，沟通感情。但假如没有节制，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，轻则使大家扫兴，重则误事。

喝酒过量，易乱性更伤身。《西游记》里的孙大圣，蟠桃盛会上，经不住酒香的诱惑，偷喝了天宫的玉液琼浆，香醪佳酿，于是就乱了蟠桃盛会，大闹天宫，挑起事端，结果被压五指山下，五百年不见天日；天蓬元帅酒后失德调戏嫦娥，被贬人间成了猪八戒。也许有人会说，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”。可知道《水浒传》中的鲁智深撒酒疯醉打寺门，被逐出师门时，心中何曾有“佛祖”？可见，成事在酒，败事也在酒，酒中有喜忧，酒中有情仇，酒中更有毒素。

酒原本就是一个复杂的载体和媒介。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载体面前，能够摒弃自己的一点嗜好，从一滴酒禁起，做到“滴酒不沾”，就是一个人“修身”、“慎微”、“ 严以律己”的具体体现。所谓“明者慎微，智者识几。”（《后汉书·陈忠传》），“尽小者大，慎微者著”（《资治通鉴·汉纪九》），“寻丈之繆，实始毫厘；君子畜德，无忽细微。”（明·方孝孺《杂铭·尺度》）“凡大事皆起于小事，小事不论，大事又将不可救。社稷倾危，莫不由此。”（唐·吴竟《贞观政要·政体》）等。都在说明一个道理，前人对个人修身，完善品德，从来就强调不应忽略任何细微末节，并从小处着眼，从小事抓起，方能以小博大成就事业。

区区一滴酒，由小见大，“慎微”是一个领导干部自律的底线要求。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嗜好，但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应该是没有任何嗜好的、洁身自好的谦谦君子。放弃一部分嗜好，就放弃了包袱，就可以轻装前行；没有了嗜好，就没有了短板，“自律”就有了根基，“他律”就有了意愿（大家来监督），“律他”也就更加有了底气。唐代魏征更是将“节嗜欲”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去看问题，把戒“嗜好”摆在人之修身第一位。他认为：“存亡之所在，在节嗜欲，省游畋，息靡丽、罢不急、慎偏听，近忠厚、远便佞而已。”

一个人可以做到不酗酒，但要做到滴酒不沾，真的需要勇气和毅力。傅奎书记主动戒酒，并欢迎大家来监督，不仅让我们由衷地佩服，而且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，一个榜样。上行下效，何不愁党风不正，民风不纯？

（二）

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“廉者，政之本也。”的思想。认为当官者要以清廉为执政底线，为官第一要清廉。宋人真德秀说：“律己以廉。凡名士大夫者，万分廉洁，止是小善，一点贪污，便是大恶。不廉之吏，如蒙不洁，虽有他美，莫能自赎。故此以为四事之首。”（《真文忠公文集》卷四十）什么是清廉？清人刚毅在《居官镜·臣道》中明确解释：“清节之操，一尘不染，谓之廉。”元人徐元瑞说得更具体：“谓甘心淡薄，绝意粉华；不纳苞苴，不受贿赂；门无请谒，身无嫌疑；饮食宴会，稍以非义，皆谢却之。”（《吏学指南·吏员三尚》）其意就是一身清白，一心为公，既不奢侈腐化，也不贪污受贿，更不徇私舞弊，贪赃枉法。

古往今来，真正有名的清官少之又少，但为官清廉一直是统治阶级和仁人志士所推崇和效法。因为，只有为官清廉，光明正大，才能不受蒙蔽，明察是非；一身清白，没有私心，才能也敢于处事公正。清代名臣陈弘谋说：“汉人取吏，曰廉、平、不苛……人须心中无欲，方能心平。心平方能事平。故廉又为平之本。”（《在官法戒录》卷一）治国重治吏。吏治腐败，必然导致天下大乱，政权衰亡。清人王元吉说：“大臣不廉，无以率下，则小臣必污；小臣不廉，无以治民，则风俗必坏。层累而下，诛求勿已，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，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。”（《御定人臣儆心录》）岳飞更是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文臣不爱钱，武臣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！”（《宋史》卷三六五《岳飞传》）

唐代李群玉在《放鱼》中就告诫我们：“须知香饵下，触口是铦钩。”一个领导干部，不可能不面对各种诱惑，但面对诱惑是否守得住，是检验这个人是清是浊的重要标尺。要守得住清贫，就要经得起诱惑，否则，清廉就是一句空话。新中国建国之后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，不但一丝不苟地坚持了“治国先治吏”的方针，而且还把“治吏”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，提出了“治国就是治吏”的思想。毛主席曾说过，“治国就是治吏。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之不国。如果（各级干部）一个个都寡廉鲜耻，贪污无度，胡作非为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，那么天下一定大乱，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。国民党是这样，共产党也是这样。”

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是无所畏惧的，是“特殊材料制成的人”。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。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，要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就必须深刻认识清正廉洁的现实意义和贪污腐败的危害性，认识到清廉是居官者分内的事情，是最起码的为官道德。汉代韩婴在《韩诗外传》卷一中提出了“智者不为非其事，廉者不为非其有。”宋代苏轼也有“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”的名言。所谓“士不畏吾严而畏吾公，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廉。公生明，廉生威。”这些都是至理名言，古人可以做到的事，我们共产党人更是应该做得到。

明代薛瑄认为：“世之廉者有三：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，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，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。见理明而不妄取，无所为而然，上也；尚名节而不苟取，猖介之士，其次也；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，则勉强而然，斯又为次也。”（《薛文清公从政录》）这里谈到三种清廉者，是清廉的三种境界，也是做到清廉戒贪的三种方法。 我个人理解，傅奎书记能够在世人面前以“分文不取”来明志，是“见理明而不妄取，无所为而然，上也，”是个人自觉做到清廉的最高境界。这一承诺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、严以律己的勇气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自觉 “律己以廉”的榜样和标杆。

（三）

古人认为，一个人当了官仅能做到“慎微”、“清廉”是不够的，还必须勤奋。什么叫勤奋？刚毅说：“黾勉从公，夙夜匪懈，谓之勤。”（《居官镜·臣道》）元人徐元瑞说得更详细：“谓早入晏出，奉公忘私，虽休勿休，恪勤匪懈；呈押文字，法遣公事，务为敏速，耻犯稽迟；躬操笔砚，不仰小吏，手阅簿书，不辞劳役。”意思是：为官要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认真负责，恪尽职守。不懒惰，不懈怠。宋人真德秀说：“莅事以勤。当官者一日不勤，下必有受其弊者。古之圣贤，犹且日昃不食，坐以待旦，况其馀乎？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，反以鄙俗目之，而诗酒游宴，则谓之风流娴雅，此政之所以多疵，民之所以受害也。不可不戒！”（《真文忠公文集》卷四十）明代思想家吕坤指出：“设廉静寡欲，分毫无损于民，而万事废弛，分毫无益于民，也逃不得‘尸位素餐’四字。”（《呻吟语》卷五）可见一个“勤”字贯穿了为官从政的始终，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尺。

主人养猫，目的是让猫来捕鼠，以减轻鼠的危害。唐代崔佑甫认为“迎猫，为其食田鼠也，今此猫受人养育，职即不修，亦何异于法吏不勤触邪？”“猫鼠同乱，不相为害”实为一种不祥之兆。国家设立纪检监察机关，目的就是要其严肃纪律，惩治腐败。如此，我们就成了党和人民的“御猫”，如果不与腐败分子作坚决斗争，无异于猫不捕鼠，主人养其还有何用？

傅奎书记关于在反腐败问题上“寸土不让”的承诺，旗帜鲜明，掷地有声，体现了一个纪委书记勇于担当、敢于担当的坚强意志。在反腐败问题上“寸土不让”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天职，是应尽职责。傅奎书记的这一庄严承诺，对于强化纪检监察机关的制度执行力和践行“从严治党”，“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”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。是我们勤政为民、切实履行纪委主体责任，坚持铁面执纪、铁腕问责，把是不是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“七个有之”、“五个比如”的现象作为纪律审查重点，坚决查处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行为的动员令。

学“三不”讲话，品“慎、廉、勤”三字，我们会发现傅奎书记的“三不” 承诺，既与我国古代提出的为官第一箴言中的“清、慎、勤”高度契合，又注入了鲜明的时代内涵，体现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勤政清廉的情操和为民服务的情怀。学习傅奎书记的“三不”讲话，践行这个“三不”承诺，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需要我们花更大的精力、毅力和勇气。我们要把这“三不”承诺，当作湖南纪检监察机关的一个行动宣言和每个干部践行“三严三实”的一个动员令，自觉把层层传导的压力变成我们的工作动力，变成我们的自觉行动，为建设一支忠诚、干净、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，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贡献每个人的一份努力。